预制菜正火。相关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预制菜市场规模为 4196 亿元，预计 2023 年将达 5100 亿元，2026 年将升至万亿元级别。截至目前，我国预制菜相关企业达 6.4 万余家，46.8% 的预制菜相关企业成立于 1 至 5 年内。
即烹即食、方便快捷的预制菜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都市人群对一餐一食的简单需求，哪怕是像佛跳墙这样制作难度程度很高的菜品，也可以通过预制菜端上自家餐桌。
但从去年开始，预制菜也面临被 ” 劣质料理包 ” 和 ” 猪狗食 ” 等负面舆论裹挟的局面，对崇尚 ” 锅气 ” 这样美食体验的中国人来说，流水线生产出的预制菜似乎并不那么容易被接受。
图源视觉中国
而对于那些忙碌的职场妈妈来说，预制菜却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平衡家庭与职场压力的 ” 新工具 “。
当代女性的 ” 密集母职 ” 困境，让她们一方面被职场与家庭的双重身份所绑定，” 既要、又要、还要 ” 成为职场妈妈的基本配置；另一方面又被精细化设计的概念层层 ” 绑架 “，比如精美营养的三餐、看不出年龄的外表、风格化的 OOTD ……似乎这些标签叠加起来的形象才是 ” 合格的职场妈妈 “。
公私领域的双重性别标准导致女性承受着职业与家庭之间严峻的双重压力，那么，预制菜这种标准化餐饮，是否能为解决职场妈妈的做饭负担提供一种选择？
在翻阅了京东调研数据、艾媒咨询、沙利文、墨镜市场情报、国海证券发布的产业报告等公开资料，我们得出了一个并不意外的结论：在预制菜消费人群中，62% 来源于一线城市，90% 以上来自一二三四线城市。其中，已婚比例近 3/4，女性占比过半。在年龄分布上，近半数处于 31-40 岁。
也就是说，高线城市的 80 后已婚女性是预制菜的消费主力。新锐西餐预制菜品牌蓝色烟囱和中餐预制菜品牌珍味小梅园的市场调研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美食作家七月，也是一对双胞胎孩子的母亲，也是预制菜的常用者，既然 ” 现在去外面餐厅吃饭，遇到预制菜的概率很高 “，不如自己用来提高生活效率。” 做早餐预制菜用得最多，在 30 分钟内做好一顿有菜有肉、有汤有主食的早餐，还能每天不重样。”
美食作家、二级公共营养师七月
但她也表示，期待市场出现更多专门给孩子做的预制菜，比如低盐低油，并能考虑到孩子的生长特性添加营养成分，比如一些儿童香肠、儿童鳕鱼、虾饼等营养密度高的预制菜，以及有汤水的预制菜，可以添加蔬菜，让营养更加均衡。
预制菜为七月省去了不少时间。” 母亲首先还是要做自己，时刻记得先爱自己，才有力量更好地爱他人。” 在消解中式菜肴的家庭制作门槛这个层面上，预制菜的确能大幅度减少为下厨做饭支付的巨大时间、精力、体力，并能丰富家庭的饮食结构和餐桌营养。
珍味小梅园 CEO 蒲文明分享道，他们有做过调研，一个略戏谑但又真实的结论是，很多妈妈们厨艺有限，偶尔面对家庭聚餐，有秀厨艺的需求，但如果只是加热即食会缺少成就感，甚至会产生负罪感。而部分预制菜只需要简单加工，减少复杂的烹饪环节，就能复刻出餐厅大厨的水平。
珍味小梅园 CEO 蒲文明
从这个角度来看，预制菜降低了做饭的这个门槛，尤其降低了中餐做饭的门槛。同时，也可以去除母职中所谓的自然天职或义务，将一部分养育职责分配出去——预制菜能够让家里的任何成员都轻松成为 ” 大厨 “，做饭不再是妈妈的专属职责。
当从商业逻辑出发，为了 ” 降本增效 ” 的预制菜，遇上 ” 时间贫困 ” 的职场妈妈，二者的诉求似乎在某种层面上达成了一致。预制菜爆火的背后，究竟只是短期的伪需求，还是某个环节的解决方案？我们在谈论预制菜时，究竟在谈论什么？
预制菜并不是一个新事物，其发源于 20 世纪中叶的美国，成熟于日本，而我国发展预制菜的历史不过 20 余年。
在泽盛创投合伙人黄海看来，预制菜在日本、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十分成熟。即便是餐馆的餐饮，大多也是在工厂被 ” 预制 ” 后，送来简单加工即可的半成品，消费者接受度也都很高。预制菜在 B 端和 C 端的渗透，他称之为 ” 吃饭的外部化 “，是社会分工和餐饮业发展的必经阶段。
事实上，在日本，并没有 ” 预制菜 ” 或 ” 预制食品 ” 的概念，而是用品类称呼不同产品，随着技术发展，越来越多的品类可以被预制化，食品的预制也来越深地渗透到日本餐饮产业链中，几乎融入大众生活于无形。而在中国，疫情加速了预制菜向 C 端的跃进式发展，预制菜作为一种新事物一下子冲到大众视野中，接受审判。
泽盛创投合伙人黄海
从中国的预制菜行业的广义分类来看，有 ” 即配、即烹、即热与即食 ” 四大类。某种意义上，我们从小就吃的速冻饺子、蔬菜罐头和春节礼包，甚至 ” 佛跳墙 ” 礼盒等，都属于广义的预制菜。但这只是预制菜的冰山一角。
其实多年以来，预制菜在国内的主要消费主体并非大众，而是 B 端。事实上，有行业数据显示，中餐预制菜在宴会餐和快餐连锁的使用率几乎已达到 100%。多年的产业积累让预制菜在供给端足够充分，有能力外溢到大众消费端，而疫情期间长期居家的需求和 ” 懒人经济 ” 的出现，又加速了预制菜在 C 端的发展。
预制菜背后的商业逻辑是 ” 降本增效 “。职场妈妈群体的生活诉求其实也是 ” 降本增效 “，即在保证职场责任和母职的条件下，尽可能更多提升生活质量。但我们无法忽视预制菜的 ” 工业风 “” 标准化 ” 与 ” 妈妈的味道 ” 之间的天然对立。
家庭化生活场景中对人影响最深刻的就是来自厨房和餐桌的烟火气，回家吃饭铸就一代人的味觉记忆，而这份记忆的创造主体，大多是母亲。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概念中，私房菜约等于妈妈做的菜，人们一生忘不掉的味道就是从小吃惯的味道，那种好吃也约等于来自母爱的深刻凝结——母亲忙碌在厨房的背影，多年熟悉的味道以及母亲无微不至的关爱，都在深刻塑造着孩子的人格和价值模式。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营养及食品安全助理教授陈山泉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营养及食品安全助理教授陈山泉表示，尽管预制菜是餐饮行业发展的必然，但它确实会对很多传统厨艺和厨师、以及一些小众的饮食需求，产生一定的挤压效应。” 我们希望还是能够让不同的消费群体都有自己的选项，形成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
情怀之外，人们更多的担忧是预制菜的食品安全、添加剂和营养均衡问题。黑心劣质料理包的新闻和预制菜配料表上密密麻麻的化学名词，也给预制菜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从营养学角度来看，预制菜多以肉类为主，缺少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包括在高温加热过程中，维生素 C 等水溶性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易降解流失。《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提出，居民平均每天应摄入 12 种以上食物，其中新鲜蔬菜摄入应不少于 300g。
中餐预制菜的卡点主要在于技术和冷链物流的限制，比如绿叶菜目前还无法预制、大部分肉类预制菜还需要一定程度的二次加工等，因此整个行业还不能提供一站式全覆盖的解决方案。
行业的发展和大众的接受也的确需要时间，而这个时间可能很长。咖啡就是一个极端案例，” 咖啡有害论 ” 持续了将近 400 年，上世纪 80 年代还有 ” 报告 ” 宣称咖啡与 100 多种疾病有关。直到最近十几年，大量强有力的证据不断涌现，咖啡才被平反昭雪。
从历史维度来看，预制菜行业仍在发展初期，尤其对于大众的需求，目前的预制菜供给只是日常餐食工业化的一个开端。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中餐的 SKU（即控制库存的最小可用单位）过多、保鲜锁鲜技术、冷链运输问题、口味与健康的兼顾，以及无法替代人们对就餐环境和氛围的支付意愿等。而最重要的是，和职场妈妈的真实需求还有一定错位。
回归到职场妈妈的困境，被标准化的女性的背后，是去掉生理特殊性后被赋予的一系列社会标签，是父权话语体系下的 ” 贤妻良母 “，也是女性主义话语体系下的 ” 独立女性 “，更是社交媒体渲染下的 ” 全能辣妈 “。
拥有一对双胞胎的七月，时常焦虑自己 ” 到底能不能处理好工作，到底能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母亲 “，而在这种家庭与职场的平衡中，她也逐渐学习起一种接受不完美与不平衡的生活智慧，” 做不好的也要释怀 “。
对她而言，预制菜最大的作用是解决家庭餐桌上最复杂的那道菜，特别是那些做起来费时费力的菜。” 像佛跳墙、猪肚鸡、酸汤鱼之类的，在此之外，自己动手搭配一些烹饪难度不高的绿叶蔬菜、汤、主食，差不多 30 分钟就能做好一顿丰盛的菜肴，还能保证每餐不重样，营养均衡健康。”
正如日本女性学家上野千鹤子所说：” 要说女性主义有什么用，那就是当你受伤害、遭遇不公的时候，它能给你反抗的语言。”女性的家庭时间并非天然要消耗在家务中，女人也不是天然生来会做饭，更无需只依靠自己。
同样，生活在消费主义环境下的我们，可以反抗消费主义对我们的绑架，但也可以拒绝反消费主义对我们的局限。毕竟，一切标准化范式都是枷锁，我们需要的是解放自己的工具。
预制菜这个工具，是否真的可以成为解决母职困境的一个方案，成为解放女性职场、家庭、育儿三重压力的助力？至少从目前的行业供给来看，依然还不足够。母职也不应该只是属于女性的职责，而是属于每个家庭成员，更需要社会价值体系和机制的系统性协调。
当然，在疲惫的工作日、家宴聚餐甚至户外郊游时，消费级预制菜对于家庭临时应急、丰富餐桌结构，至少是 ” 给餐桌加一道热菜 ” 的选择之一。
终归我们希望的是，时间贫困的妈妈们可以拥有更多的选择，而不被任何 ” 主义 ” 所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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